《我不是要药神》的火爆不仅表现在票房上，还带动了全民对于抗癌药、仿制药、医保等一系列社会议题的讨论。评论界欢欣鼓舞，终于有一部“改变国家”的电影，而不是相反。它所触及到的社会议题，是我们多年未曾见到的，甚至早已认为我们不会去触碰的。之前点映时，评论界认为它会火，但远远未料及是如今的热度，它甚至超越《蚁人2》，登顶本周全球票房。

我想起一位师长说过的，审查机制其实造就了一种稀缺，稀缺的产品才最受欢迎。《我不是药神》无疑是稀缺的。但我想讨论的是它呈现稀缺的方式：如果我们假设，不能讨论房间里的大象，那我们应该讨论什么？

所有的公号文章都会告诉你，在中国，进口抗癌药定价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之前过高的关税、医院加价等，造就了格列卫十年前进入中国时23500元的天价，当时格列卫在香港的定价为一万六七。而中国仿制药价高、质低，直到今年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没有办法和印度仿制药竞争。所以，一部反映因病致贫的作品，设置反派成了最困难的事。

《我不是药神》选择了自己的方式。它把反派设置为研制抗癌的西方药厂，一个油头粉面的中国男人承担了反派的肉身形象，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买办，为西方资本鞍前马后，对抗争的中国同胞颐指气使。药厂将救命药定价为3万7（实际上格列卫的定价从未达到这一高度），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枉顾患者的生命权。以王传君饰演的角色为代表的病人，在药厂前吐了一口骨头，表达不屑。

药厂的利益动机成为横亘在病人和救命药之间的唯一障碍。当他们无法突破这层障碍的时候，转而寻找便宜的印度药，并为此漂洋过海、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海上走私。如果这种黑心药企能够降低价格，那么所有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但这样的设置有一个基本的矛盾：投入巨额资金研发新药的药厂，他们所研制出的病人们声讨的高价药，在事实上又救治了病人。这个矛盾很安全，也很危险。从叙事的策略上，它的确规避了很多东西，让电影得以出现在观众面前。但它所指向的，并不是因病致贫的真正核心，而是贫富矛盾，以及目前社会上因贫富矛盾而积累的一种普遍情绪。

为了强化这一矛盾，电影里还安排了一个令人咋舌的段落。在一次讨论假药案的警察内部会议中，医药代表公然列席，并提出了自己对判案的指导意见。这在实际情况中不可能发生。警察局长圆了一句台词，“让你旁听已经是破例”。这个段落似乎是在暗示，西方资本的力量已经侵入到警察内部，资本之恶更添一笔。

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段落毫无剧情上的必要。在法理上，药厂维权是正当的，它本身就是正义的一方。如果不去内部会议上督促警察办案，警察就不上心吗？这个段落的作用，只是为了强化反派的恶感。

肯定有观众会问，如果不能正面描写真相，还不能将资本作为反派了吗？如果不骂A，还不能骂B吗？这个逻辑，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它无端预设了一个前提：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但我们真的只有两种吗？

假设我们暂时还没办法矛头直指真正的“反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部分地围绕它？至少，不主动假装它完全不存在？《嘉年华》里，将性侵小学生的人设置为“会长”，但我们都知道，真实事件中的原型人物是校长。这样的改动是可以理解的，它保留了真实故事/真实世界中的权力结构。

如果你说“你行你上”，我也无法辩驳。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天然放弃了对事实核心的追求，就认为把矛盾集中于一个更软的柿子上是一件正当的事情的话，这种价值观也是可怕的。

这对创作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更成熟的叙事技巧上，也要求相对完整的价值观。毕竟在媒体式微的时代，肯花重金投入、明星站队宣传的电影才是最大的媒体，它们可以轻易进行议程设置，提供讨论的可能，让一些观念潜移默化。当一部现实主义电影的票房轻易超过15亿的时候，它已然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种社会情绪。那我们对这样的电影做一些价值观的要求，也许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