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国贸的电影院观看了电影《嘉年华》。这部电影讲述两个幼女被所谓的“干爹”性侵后，整个社会对这起案件的种种“冷漠”反映。

这是一部克制又平实的电影，而影片中数次出现的一个城市意象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尊硕大无比的梦露雕像，裙摆掀得很高，行人从底下走过，春光一览无余。

在电影中，梦露雕像每次出现，均暗含着主角的命运变化：一开始，“她”纯洁无瑕，女主小米还会不由自主拿起手机，拍摄那高跟鞋、红色指甲油和飞扬的裙摆；

到后来，作为酒店前台的小米亲眼目睹了幼女被性侵，自己也深陷泥淖，“梦露”的身上也贴满了肮脏的小广告。最终，梦露雕像在深夜被男工人们砍成两半、横躺着运送出城，小米也从一个“雏儿”，变成了戴耳环穿高跟、浓妆艳抹去接客的人。

 

令人尴尬的是，那尊“梦露”，我比绝大多数观众要更熟悉一点。因为，那尊雕像原型，正落户在我的家乡，一个西南边陲的五线小城。

当我发现后，第一件事就在老家群中说起，想说我们家乡竟以这样不体面的方式，丑陋地被电影展出，被无情地审视着。

然而，我才刚说完一半，群中已有一位大哥欢呼着说：“哇！我们又上电视了是吗？好厉害哦！”，下面不断弹出的消息，都在附和他说的话。

对于一个小地方的人来说，能够上一次电视（或电影）就是莫大的荣耀，那意味着“光耀门楣”，意味着全中国的探照灯有那么一个moment停留在这个1995年才从县级市升为地级市、到现在常住人口也只有433万的五线小城市。

与电影中的结局一样，我家乡的“梦露”最终还是因为“观瞻”原因走了。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小城的几个故事，那是我的家乡，一个与名都香港只有一字之差的小城——广西贵港。

 

广西贵港某商业街，2014年6月

小城的高光时刻

除了这一次《嘉年华》里梦露的原型来源，贵港小城被全中国注视还有两次：

一次是登上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成为“自然的馈赠”这一章节中重点推荐的全国四大产藕胜地之一；

而另一次就不怎么光彩了，CCTV新闻直播间节目曝光了一伙行窃团伙，而几乎是同时，央视又曝光了一个贵港下辖县城民警枪杀孕妇案。成年人们常教导孩子的“小地方治安不好，出门要捂紧自己钱包”的箴言总是很灵验的。

上述每一次被曝光的时刻，我的亲戚朋友们的反应从来都如出一辙：上电视啦？那很好啊！我们这小地方也有人关注。你很难跟他们解释为什么《嘉年华》中那样的引用并不值得骄傲，也很难解释“审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这部电影中所展现的小城中人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以及样样事都要求人托关系否则寸步难行的人情社会，甚至岭南地区非常常见的“干爹文化”，都与我从小生活的这个小城一模一样，实在很难不产生种种联想。

《嘉年华》中，女孩小米回答律师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意思是，既然和我没关系，我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出来给被性侵的幼女作证？

 

被《舌尖》收录时，

这个地级市仍然被错认为“广西贵县”

这也是我从小耳濡目染的文化，看完《嘉年华》的那天晚上，我没有跟家人们说完我那后半截的气话，更没有提当时的我正处在北京那一轮“清理人潮”的震中。

他们不知道，当时北京有数以十万的人被赶离了这个城市，而我再次抱着侥幸心理：这次被清理的都是租房里有隔断的嘛，我的房子是实墙，肯定没事的。于是，我没在任何社交平台为此事奔走呼吁过，刷到那些鸣不平的长微博也只会面无表情地快速划过。

毕竟，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不是吗？

 

《嘉年华》

女人是个圈

“干爹”在中间

电影《嘉年华》中，15岁的小米，其实是酒店雇用的非法童工，没有身份证，是所谓的“黑户”，她被年长几岁的前台莉莉姐带入行，已成年的莉莉对自己的人生路径十分满意，会很老道地跟小米耳提面命：“你啊，得留下来，以后才有机会做前台啊。”她的逻辑是：办身份证→不是黑户→然后就可以做前台。

但莉莉的命格显然也并不好：同时傍了几个男人，男人却只把她当玩物，被打到鼻青脸肿，还被迫做人流，又因为泄露了小米的秘密，把这个小妹也拉进了泥淖；最后，小米戴上了莉莉的耳环，效仿她那样浓妆艳抹，安静坐在床上等待恩客“垂怜”。

这个小城中的女人似乎陷进了一个死循环：被性侵的小学生小文，成长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单亲家庭，肉眼可见的，小文再长大几岁就变成了小米；小米会变成莉莉；而莉莉再过几年，会找个“还凑合”的男人嫁人生子，从此家里鸡飞狗跳、离婚预定，如此又成为了小文的妈妈……

但这种可怖的死循环，也许发生在每一个地处偏僻、就业机会短缺的五线小城市。

 

这也是“干爹文化”兴盛的根本原因。越贫穷落后的地区，城市中可选择的就业机会越少，在样样事都要靠关系攀上级的情况下，以男权为绝对主导的社会结构则越发稳固。

在电影中，小学生小文被好朋友张新新的“干爹”带走，才发生了那起惨案。

这个“干爹”，是张新新父亲的局长上级，不管是巴结奉承还是真心实意，总之，有了这个干爹做靠山，张新新一家在小城里办事自然更加如鱼得水。

 

“干爹文化”应该是四五线小城最流行的文化之一，当然大部分都是正常的认干亲行为，但“找棵大树好乘凉”的逻辑却是雷打不动的。年轻离异、独身带女的单身母亲，想要在这城市中好好生存下去，最直接的办法便是给女儿找个“干爹”，或者有钱，或者有权，皆有更好。

久而久之，“干爹”会直接升级成爹，对于官界和商界的大亨来说，这种夫妻关系多伴随着扯不开的权力和金钱关系；对于那个找到靠山的家庭来说，最骇然的结果是将幼女当童养媳养大，稍大一些，便会出现“母女共侍一夫”的可怖现象。

十多年前我曾有一个对门邻居，母女二人皆貌美可爱，母亲原本当家教老师，算是自食其力，但自从“干爹”入驻这个家庭后，欢声笑语便少了许多，我们也逐渐失去来往。只是有数次看到“干爹”抱着上小学的幼女在车子里旁若无人地摩擦、抚摸，而与我同时目睹的母亲却按住了我向上前喝止的双手。

 

“那是别人家的家事，何况那么多家庭都这样，你不要管闲事。”这是母亲的告诫。

想不靠“干爹”也可以继续在城市中活下去，只是可选择的路径的确越来越少，母亲单位有一个小护士，同样出自单亲家庭，小护士的母亲是医院老护士长，女儿继承其衣钵后，才23岁便被其母天天拎去相亲，恨嫁的心写在脸上。

我与那位小护士有过几面之缘，作为同年出生的人，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她问我，不着急找男朋友吗？有个男人照顾会很好的。我并不知这二十多年来她们娘俩究竟承受过多少生活的风浪，单就这一句话，已经让人心情沉重。

“干爹文化”的背后其实是“大家长文化”，比如一个家族中必定有一位大家长。这个人的社会关系最硬、荷包实力最丰，他居高临下地统管大家族中每个家庭大大小小的事，没有他办不成的。

已经在外工作接近四年、经济早已独立而且经济条件尚算不错的我，在父辈眼里仍然是一个接近眼中钉的存在，因为我没有接受“大家长”的安排，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外闯荡。

父辈的思维早已固定，本也不必去苛责。但难的是至今仍无法和我那年收入相当于我年终奖的父亲解释我的工作内容；他无法理解世界上有一份工作，可以不靠父辈或男权荫庇就获取高薪，所以在我每次去探班时，他仍会善意提醒：

 

“你不要学那些女明星啊！半夜摸到男导演房间里去，这种事做不得，做不得！”

 

与香港只差一字的城市

家乡的玛丽莲·梦露雕像被拆时，很多人都抱打不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我们这个雕像比美国那个原版还要高哎！”。类似的情况，则是有些郊村里的楼越盖越高，不少人家都买了小轿车。可笑的是，因为路不好，小轿车远没有摩托车实用。有的买了也不开，放院子里擦得亮晶晶。

这种喜欢比较、但同时又凑合的心理，大概是解锁小城人民精神面貌的又一个密码。

对明星的追捧是小城人民为数不多的文化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个被拆除的梦露雕像开业前夕，曾经请过“宅男女神”柳岩来剪彩，那一天，小城沸腾了，主城区44万人恐怕有1/10的人都涌上前去；在本地社区贴吧上，更有不少人毫不遮掩地用生殖器“关怀”这位女明星。

不仅仅是正版明星受欢迎，高仿、山寨的明星同样市场不小，甚至蔚然成风，请这样的所谓“明星”来商场开业剪彩走穴，竟然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粤语中有个词叫“老翻”，即“翻版（盗版）”，在这二十年中，我们迎来过翻版的周杰伦、林俊杰、谢霆锋等等，而真正的正主明星们，恐怕这辈子也不会知道这个几千公里外的五线小城。

更有一个本地人都会知道的“段子”是：曾经有一个外省的女大学生远道而来，到了市电视台，满心想着要到香港工作，却误把“贵港”看作“香港”，如此也待了二十多年。到后来，女大学生说：“贵港、香港，不是都差不多吗，就差一个字嘛。”

 

罗大佑内地巡演不获批文通过的“皇后大道东”

差的恐怕不只是那个字。是中产基石奠定的市民整体素质、普通人的家教涵养、公共场合公认遵守的规则秩序。

回到老家后，大年初一这天，我带上父母去看了一场合家欢电影，电影院里吵闹异常，活似菜市场，更有坐第一排的阿姨挥手与坐倒数第三排的熟人打招呼，浑然不顾当时电影早已开场。

我很不解。更直接喝住了坐我身边、电影开始后一直在自配评论音轨的小男孩。没想到，此举反而引来了我的双亲一顿严厉斥责：“你管人家那么多闲事干什么？”

于是我耐心解释说，看电影是需要保持安静、不影响其他人的，比如我在北京看电影时普遍秩序都比较好……本想强调的是“秩序”、是公共场合的最低守则，没想到父亲的重点却落在了“北京”，他更不耐烦了：

“北京的人跟我们一样吗？有钱人当然素质会高一点咯！但电影院说话又不犯法！”

素质，本只是日常生活中人行为处事的基本准则，而不指涉法律。但法理和公序良俗之间，分明隔着一整个文明社会的距离。

 

写到这里，我发现早已词穷。“返乡故事”，是我司（娱乐资本论）每年过年人手一份的必备命题，但身为一位文娱记者，我时常觉得自己所处的两个世界非常割裂，我的工作，回到这片土地的度量衡上来看，就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

当我在北京醉心于研究区块链×文娱的无数种可能性时，我的家乡还没有体育馆、没有举办过演唱会、没有机场、动车和高铁也是前两年才开通，至今最高时速也不过200km（常规高铁时速约为350km），物资紧缺、对外交通不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自圆其说、自得其乐。

 

无论我写出了多少个10w+，在老家的人看来，我始终是“那个狗仔”，地处西南边陲的人们，也对精神文化消费兴趣实在不大，街边随处可见的奶茶店和麻将馆，杀掉了无数男女老少的闲暇时间。无论是去年大火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还是今年的《捉妖记2》、《唐人街探案2》，似乎都在这片土地上火不起来。

如果说几年前大家还喜欢称自己的家乡为“文化沙漠”的话，那作为流行文化混搭工业实力的集大成者，现在我的家乡甚至可以称之为“娱乐沙漠”。

可是，我的家乡，明明不是这一句“娱乐沙漠”就可以随意定义的啊，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香港著名歌星罗文，以及长期跟随胡适学习考据学的史学家罗尔纲，都曾是这块土地上赫赫有名的历史名人。

柳柳州柳州，种柳柳成荫，这是唐代大家柳宗元被贬柳州时传下的佳话，而他所下榻的柳州，离我的家乡，不过是1小时余的距离而已。